2010年6月9日《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专栏，张建伟记者采访于全兴老师，发表了题为“ 给母亲的 820 个吻”的文章，介绍于全兴与幸福工程贫困母亲的故事。

给母亲的820个吻

向导指着前面说：“于教授，翻过这座山，那边有一个贫困母亲。”

于全兴挎起摄影包，提起手提包，跟着向导走去：“多长时间能到？”

“总得五个多小时。”

绑着三角架的摄影包里有一台 哈苏 120 相机，一台尼康 D3 数码 相机，两台相机的配套镜头，尽量多带的胶卷，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手提包里装着衣服、药品、几瓶矿泉水，还有方便面。

每年的寒暑假，于全兴都要带上这身行囊，到中国 西部 最穷的地方去，用摄影镜头记录当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他此行的身份是纪实摄影师，职业身份却是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拍摄贫困母亲，这单一的主题摄影，于全兴做了 10 年。从天津出发，到达西部某贫困地区，完成拍摄后返回天津，这就算是走了一个来回。 10 年中，这样的来来回回，于全兴有过 21 次，其间走访了 64 个贫困县、 267 个村寨，拍摄过 820 个贫困母亲。

于全兴希望，通过展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引起广泛关注，使她们能够得到救助善款，从而摆脱贫困。他自己也在 每次采访结束后，把随身衣物、药品全部捐掉，只留下回程够用的路费。有一次没算计好，钱全都捐没了，只好借钱回家。

感觉贫困：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如今，以“救助贫困母亲”为目标的“幸福工程”尽人皆知。但在 10 年前，头一次去西部，于全兴还是天津家庭报的职业摄影记者，其摄影任务是接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派。

那是在 2001 年 1 月，元旦刚过，于全兴就从天津启程， 3 日到了西宁， 4 日到了玉树，带上红景天、安乃近等抗高原反应药物，还有氧气 袋 ，乘着吉普车，爬上海拔 4300 米的鄂拉山，然后顶着风雪继续翻越巴颜喀拉山，直到 7 日中午才到了 海拔 4700 米的 结隆乡：此行的目的地。

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头疼，头晕，脑袋像个大气球，越来越胀，一跳一跳，针扎一样疼。 于全兴望着前方，感觉“ 白色大地像一块裹尸布铺盖在我未知的旅途上”。

“我真的害怕了。” 于全兴回想当时的心境说：“ 我后悔了。”

就在这时， 于全兴 遇见了才仁巴毛母女。

那是个“冬窝子”，土坯垒的，门很矮，屋里很暗，有个土砌的锅台，还有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没有床，睡觉就在地上一躺。 于全兴进门的时候， 见一个女孩蹲在门口，一手用力顶着腹部，脸色青黄。她叫阿夏·巴青才仁，是才仁巴毛的女儿。一年前，才仁巴毛的丈夫去世，女儿成为家里主要劳力。

巴青才仁和母亲才仁巴毛

“怎么啦孩子？” 于全兴问。

“肚子疼。小病。”母亲说。

巴青才仁 9 岁时就常闹肚子疼，可她知道家里没钱，疼起来就拿手顶顶痛处，从来不哭，也从不要求治病。疼得轻些干家务，不疼了就到山上去挖冬虫夏草。 10 年前，虫草很贱， 130 根才卖 390 块钱。

“怎么不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于全兴 问。

“哪有钱嘛？”母亲说着，用手抹了抹眼睛。

“到乡里的保健站检查一下也好啊。”

“哪有钱嘛？”母亲说的，还是同样的四个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拍摄、采访都是次要的。” 于全兴后来说，“我当时就决定， 带巴青才仁到州上去看病。”

带着 巴青才仁上车后， 于全兴给她的母亲 留下 150 元钱，让她置办些年货。她双手合什，高高地举过头顶。那是个祈福的姿势。

去医院的中途，在小镇歇息的时候， 于全兴把一个苹果递给 巴青才仁， 她接过苹果，审视着，好久，这才轻轻咬了一小口，然后便把苹果塞进了袍子里。 于全兴不通藏语， 示意她继续吃，可她无论如何不肯把苹果再拿出来。 于全兴找来翻译询问，这才明白： 巴青才仁要把苹果带回家，给妈妈尝一尝。

于全兴 拿出带在身边的所有水果，让翻译告诉她，这些都带回去。 “但你必须把这个苹果吃了！” 于全兴几乎朝她 喊起来，然后就跑出屋子，拚命吸烟，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脑袋里乱得一片空白。

继续走行的路上，翻译轻声告诉 于全兴：那 女娃把苹果又咬了一口，就又塞进袍子里，再也没有拿出来。

泪水蒙眬了 于全兴 的眼睛。

第二天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复中心，医院里最好的设备是一台陈旧的 B 超仪。检查结果，巴青才仁得的是胆囊炎。 于全兴支付了医药费，又 买些新衣服给巴青才仁，买些酥油让她带回家，希望她和妈妈过个好年。孩子紧紧拉着 他 的手，不说话，只是哭。 两个月后，于全兴在采访途中 接到结隆乡乡长 达哇 的电话，得知巴青才仁的病已经痊愈。

“以前，按下相机快门，那是在拍摄别人，那是个机械动作。 可现在不一样了。 ” 于全兴回顾他这第一次采访经历时，这样说：“每当快门‘咔嚓’一声，我的心头就一动。也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于全兴后来把他按动相机快门的这种感觉称为“触动”，因为他在取景框中看到的影像，不仅映入眼帘，而且激荡心头。他觉得，如果没有这种“触动”，他不可能在离开记者职业、成为大学教授后，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走向中国最穷困的地区，走到最需要救助的母亲们身边，义无反顾。

2001 ～ 2003 年，于全兴是报社摄影记者， 3 年间去西部采访拍摄 6 次。

2004 ～ 2007 年，于全兴被聘任为大学副教授， 4 年间去西部采访拍摄 12 次。

2008 ～ 2010 年，于全兴被聘任为教授， 3 年间去西部采访拍摄 3 次。

“ 10 年，往返 21 次，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于全兴沉思着说，“ 多少次从西部归来，发现自己的心还留在那边，做梦都想……”

走读母亲：没有最苦，只有更苦

每次从西部回到天津的家中，于全兴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冲洗底片。他急着看到他拍摄的母亲们的照片。

“ 我从定影液里取出一张张照片，一个个定格的瞬间活动起来，生命从黑白底片上跳出，还原成动人的真实。”

底片太多，后来还是他的学生们帮他大概数了数，大约有十万张，映现出他走行 15 万公里，拍摄到的 820 组母亲影像。

“她叫王生花。” 于全兴指着这位贫困母亲的一组照片说：“是在青海一个叫窑洞村的 山坳里拍摄的。”

王生花当时 30 岁，有两个小孩，丈夫中风后，全家的担子便压在她一人肩上。家里原有两头骡子，卖了一头，换回 600 块钱，给丈夫看病。熬到去年，丈夫的病情刚有好转，另一头骡子却丢了。王生花饭也没吃，就钻进大山去找。找到第二天中午，骡子找到了，王生花却受了风寒，引发严重头疼，如今右臂已不灵便。

“一定要去找骡子吗？” 于全兴问。

“只有它还能帮我一把。” 王生花说，“骡子真丢了，家也就毁了。”

讲罢这个骡子的故事， 于全兴又展现第二组照片。

马玉梅

这是位叫 马玉梅的 贫困母亲 ，住在甘肃一个叫道口村的地方，丈夫死了，两个女儿都在上学。 于全兴 见过太多因贫辍学的孩子，马玉梅家只有她一个劳力，如何支撑两个孩子的学费呢？

“搬砖。”母亲说。

当地有砖瓦厂，砖烧好了就需要人来搬。可砖瓦厂不是天天烧砖，烧时要人，不烧就不要。搬一天砖， 9 个小时，挣 12 块钱。两个孩子的学费是 360 元。一年干下来，她的收入是 500 元，债务是 3000 元。

“我再苦也要让娃念书。”马玉梅说，“我没念过书，受苦。娃念了书，就不受苦了。”说时，她的眼里闪着光。

于全兴拍摄采访到的母亲，都这样，故事很单纯，念想很简单。

“有一次我在 水龙乡，拍一个叫陆银菊的母亲。”当时，这位母亲正在田间插秧，背上背着个两个多月的女婴。 于全兴给她拍照时，乡里干部冲她喊：“你干你的，是国家派人来给你照相的。” 

“你看这张照片，这就是她。”于全兴指着照片上 赤脚站在水田里的陆银菊说：“你猜她说什么？她说：‘我们太穷了，屋子漏雨，粮食不够吃，没把日子过好，国家还给我们照相，真不好意思。’”

那天， 于全兴来到 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时，当地干部问他：“你见过当代山顶洞人吗？”没见过。人类进化到如今，还有穴居人，无法想象。

中洞

上山的路有两条，一陡一缓，一近一远， 于全兴 走的是近路，连滚带爬两个多小时，那个洞窟豁然出现在眼前。具体说，那是个分层为上中下 的三个 洞，上下两洞露天，中洞住人。

洞内阴湿，有足球场大小，住着 16 户人家 。耕地在洞外，人均 0.53 亩。 他们是在 100 多年间陆续迁徙来的，居留最久的家庭，已延续 4 代香火。

洞内每户人家都用木板和苞谷杆围起独立空间。山泉滴滴哒哒顺着岩壁往下流，向洞中人家供水。

几乎看不到男人，原来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守的几乎全是母亲，侍弄洞外的自留地，拉扯自家的孩子。土地瘠薄，只能种苞谷、红薯，母亲们靠苞谷充饥，红薯全留给孩子。

当然，也有婚丧嫁娶。在一户新娘家， 于全兴 见到山洞里惟一的一片像屋顶的东西，那是遮在床上面的一块旧毡布。在这个新婚家庭中，最引人注目的值钱物件，是一架老式缝纫机。

洞口处 有个小学校，名为“中洞小学”，在校生几十名，师资不足，只能开设小学四年级以下课程。当晚， 于全兴便 在这所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过夜。苞谷杆铺在地上，上面再铺个床单，这就是床了。没有电，只能早睡。不知过了多久， 于全兴 觉得身上有动静，用手电照去，几只大老鼠正在他身上窜来窜去。

早上， 于全兴起“床”后，发现 母亲们正把自家的孩子领到中洞小学，然后她们就拿着种田的工具走出了山洞。校长是个志愿者， 23 岁，师范毕业的，叫梁正祥。他家住在山外的镇上，每周回家一趟，要走 4 小时山路。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 ，老师引领着学生们唱道：

只要妈妈露笑脸，露呀露笑脸，

云中太阳放光芒，放呀放光芒。

只要妈妈露笑脸，露呀露笑脸，

美丽花儿齐开放，齐呀齐开放。

听着孩子们稚嫩的音声， 于全兴留下了眼泪。

“我采访的地方，都这样贫穷；我拍摄的影像，都这样平凡。”于全兴沉吟着重复说：“贫穷而且平凡……”

他拍摄过一个叫杨会的母亲。她家有 0.7 亩坡旮旯地，年收成苞谷 150 公斤、土豆 600 公斤，到 4 月就没得吃了，靠借粮生活。 她 最着急的，是公婆去世欠下的 2000 元债，还不上，就去卖血。可到了血站却卖不成。卖血需要身份证，杨会没有。办个身份证要 20 块钱，那是她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她办不起。

他也拍摄过把卖血作为副业的祝贤美。卖血要到县里的血站去，她舍不得花车钱，总是一大早起身，带上一个熟土豆或者苞谷团子，走到县城去。这样到了县城便是晚间了，只能住下来。白天卖盒饭的小商铺，把摆摊用的木板一搭就是床，住一夜， 3 块钱。天亮后就去卖血，卖一次，能得 60 块钱。卖完了，再走回家。可有时抽完血头晕，只好坐车回，要花掉 15 块，能带回家的钱，就只剩下 35 块钱 。她连续 3 年卖血，最少的一年，卖了 4 回。

他拍摄过一天筛 4 吨河沙只能挣 9 块钱的熊昌碧。

他拍摄过下了雨才能洗头的卫小爱和她的女儿。

他拍摄过“有电，但点不起灯”的杨正莉一家。

他拍摄过的 820 位母亲，大半至今尚未走出贫困。

在集结这些影像、即将出版的名为《母亲》的纪实作品中，于全兴写道：

在中国 4200 万贫困人口中，至少有 1100 万是贫困母亲。她们大多生存在石山区、深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和库区、滩区，地域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落后，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她们当中 80 ％以上是文盲， 50 ％患有各种妇科疾病。

我不敢奢望别的，我只是希望人们能够理解——

中国母亲是贫困的最大受害者。

她们是家庭的中心，却因贫困而家徒四壁；

她们身为人妇，却因贫困而比男人更操劳；

她们身为人母，却因贫困而不能乐享天伦；

她们身处当代，却因贫困而过着原始生活；

她们的贫困扣人心弦。

我不敢奢望别的，我只是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请关注母亲的贫困。请关注贫困的母亲。

请帮助中国母亲们脱贫，请为她们尽一点心，出一份力。

千万不要拒绝。因为，她们是母亲。

幸福如花儿：给一点阳光便灿烂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实际上，这个极为明确的口号，从 1995 年起，便喊得很响亮了。 于全兴手中的摄影镜头，曾经面对一个个穷困母亲的面孔，如今，他更希望进入取景框中的，是一个个脱贫后的母亲们的笑脸。

“我要的笑容，不能是摆出来的，不能是领导要她笑出来的，要发自她的内心。”于全兴说，“这装不得假。真笑假笑，一眼就能看出来！”

每一张脱贫母亲的笑脸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王秀梅曾是云南山区八道哨村的一位贫困母亲，穷的时候，买不起一双袜子。后来，县里拨给她家一笔幸福工程款， 1500 元，资助她家办个烤酒作坊。刚开始，没经验，成本很高，出酒率很低，干了个赔本买卖。眼看着她的“幸福”要落空，王秀梅跑到山坳里大哭一场。哭够了，还得干。王秀梅去向有经验的人求教，渐渐找到门道。

于全兴到她家采访时， 王秀梅已经脱贫。进到屋里，看到王家两个孩子正在电视机前打游戏，锅里正煮肉食，满屋飘香。王秀梅说，以前过苦日子，过年能吃上一只猪脚就不错啦，如今就是平常日子，想吃鸡鸭鱼肉，一样吃得起。说时，满脸幸福的笑。 于全兴手中的相机“喀嚓“一声，给她的笑容定了格。

王秀梅

“你看，”于全兴指着照片上的王秀梅笑脸说：“只有这种苦尽甘来的笑容，才特别甜美。”

张秀琴家在宁夏灵武西渠村。进入她家院子，只见到处都是稻草，一家人和雇来的两个女工正在编织机前编草帘子。编一个，挣五毛钱。

没草编的时候，张秀琴家四口人，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听说有个“幸福工程”，便去乡里打听，乡里干部到她家考察一番，决定资助张秀琴 2000 元发展草编。于是买了台脱草机，和丈夫一道拼命干了一年，当年便还清了“幸福工程”帮扶款，见还有结余，又购买了一台草帘编织机，从此每天能打帘子 100 多个，家里的生活富裕多了。如今，张秀琴家有了家电，日子过得很舒心。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的实质内容有三个：

治穷——以“ 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方式扶助贫困母亲发展家庭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她们增加收入，脱贫致富，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

治愚——扶持村一级兴办母亲学校及各类培训班，帮助贫困母亲扫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一二门致富实用技术，懂得生殖保健知识。

治病——帮助贫困母亲检查和治疗常见妇科病，向她们提供生殖保健方面的健康援助。

“要在全国 1100 万贫困母亲中实行‘三治’，还真是个大工程！”于全 兴说，“就说‘ 小额资助’这一项，僧多粥少，助谁不助谁，就是个难题。”

兴平乡王堡村的村民杨桂花和她丈夫，靠讨饭为生。有一天，丈夫去讨饭，她在家里等。丈夫到了沙沟乡，敲开了一家人的大门，一位老人走出来。丈夫要饭吃，老人竟让他进了门，还问他哪乡的，为啥出来讨饭？

“没吃的了。”丈夫回答说。

“不种地么？”老人问。

“山旱地，去年只收了 200 斤粮食。”

“咋整的嘛！”老人拍案，吓了杨桂花的丈夫一大跳。当天，老人不仅管他饭吃，还留他住了一宿。

老人的儿子是乡党委书记，叫马兴华。老人为这事把儿子臭骂一顿，骂他管的乡里竟有百姓讨饭，他不配当共产党的官！

“明儿你就把这事给我结喽！”老爹向他的书记儿子下了指示。

杨桂花眼巴巴地等了丈夫一宿，急得火上了房！第二天却听到屋外汽车喇叭响，丈夫坐着乡党委书记的轿车回到家。

“别再去讨饭了。”马兴华掏出 50 块钱，塞到杨桂花手里。

“书记，这……” 杨桂花和丈夫都有些慌。

“先管上一时吧，家里的地需要多少种子？”

“五十斤。”

“今天就会给你们送来。先种上。”乡党委书记说：“以后我帮你们申办‘幸福工程’款，搞大棚种植，那就不怕旱了。”

正是这次“讨饭奇遇”让杨桂花和她丈夫与“幸福工程”沾上了边。

“一般情况下，救助贫困母亲的小额贷款，每一笔也就是一两千元。” 于全兴说：“至少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些贷款都能发放到贫困母亲们的手中，几乎没有发现官场截留的情况。而且，最让我惊讶的是：没有呆账和死账，贷款的偿还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普定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偏西，是国家级贫困县，人均收入在 150 元以下的极度贫困人口有 5 万人。裸露的山岩上住着 39 岁的褚仁敏一家。她 1986 年嫁到婆家，一直用老式石磨推浆做豆腐，工艺落后，效率很低，一天只能做 10 多斤黄豆，仅够维持生活。

1995 年有了“幸福工程”，当年，村里干部就为褚仁敏一家争取到一笔 1000 元的帮扶贷款。褚仁敏买了豆腐加工机，改变了原始加工豆腐的老法子，又摸索豆腐深加工技术，把豆腐做成豆腐果、豆腐片、油炸豆腐等，到 2000 年，纯收入已达 7000 元。 于全兴去采访时，见 褚仁敏夫妇不但还清了帮扶款，还有了积蓄，正在盖一幢两层新房。

褚仁敏

“就这么多， 1000 元，最多 2000 元，只要给她们这一点帮助，许多贫困母亲就能走出贫困。” 于全兴说，他对此常常感到惊奇，“这么点钱！走出贫困！她们真了不起！”

万州一户贫困人家，女主人叫连传会，一家三口，以前为了盖房，也曾经借贷，未曾摆脱贫穷。听说“幸福工程”又能贷款，便提出要求。但“幸福工程”贷款是有规定性的，盖房子不行，得是生产性的，而且项目的前景要好。连传会便学了“反季节苹果种植”的技术，得到 1500 元贷款。后来她又扩展种植葡萄、草莓、中草药。这样鼓捣了三年，再盖房时，已是一座三层小楼。

八寨村张小英家的院门正中挂着块牌子：“幸福工程养羊户”。土地贫瘠，打的粮食不够吃，有上顿没下顿。 1997 年，“幸福工程”贷给她 1500 元，张小英当天便牵回 4 只母羊。她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羊打草，年底产下 7 只羊羔。两年后她用卖羊的钱又买了一头母牛。就这样滚动扩大再生产，如今已有存栏的羊 38 只，牛 4 头，价值 2 万多元。

只要有了本钱，许多贫困母亲们同样敢想敢干。

于全兴来到水泉村的一个蔬菜暖棚时，见到的是一位正在享受丰收喜悦的女主人。她叫付莲琴，曾经也是个贫困母亲。

1999 年，村里帮助村民建蔬菜暖棚，每建一座，村里出 5000 元的钢筋，到年底偿还 5300 元的周转金。付莲琴想建两座，丈夫担心到年底还不上 1 万多元钱。

“咱们干，不怕。”付莲琴很有信心。

她忙前忙后，建起的暖棚够大，占地一亩。可问题来了，钢筋还差一些。付莲琴急中生智，去找“幸福工程”，申请到 2000 元贷款，把暖棚建了起来。此后她再次大胆地申请了 1500 元的籽种贷款，从此开始用暖棚生产蔬菜。

于全兴采访她时，付莲琴刚卖完黄瓜，一棚黄瓜有 1 万多元收益。“现在正忙着摘辣椒呢，一棚辣椒能挣 6000 多元。”付莲琴掩饰不住内心喜悦。

幸福工程使多少贫困母亲得到幸福？于全兴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个数字：截 至到 2009 年底，幸福工程已在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 446 个县（区、市）建立了项目点，投入资金 6.6 亿元人民币。对于全兴来说，这个数字并不枯燥，它已呈现为他镜头里的一张张母亲的笑脸。

本月 18 日始，就在北京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将举办“为了母亲的微笑——幸福工程十五周年主题摄影展”，展出的照片，除了幸福工程组委会提供的资料性工作图片，都是于全兴拍摄的“母亲”照片。

这些照片将持续在王府井大街上展出 8 天。大街两侧将出现 50 组高二米三的展架，这些展架的每一组都有四面，每一面都有一米宽。于全兴拍摄的“母亲们”将出现在这些展架上，他估计共有 90 面，展出他拍摄的近 300 幅照片。

这将是于全兴的“母亲”主题照片的第十四次展出。

“我喜欢这种展出，因为会有更多的人看到我拍摄的照片。”于全兴说，“看到了，就有好心人会关注贫困母亲们，就会有更多的人伸出援助之手。”

他的摄影作品除了办展览，也拍卖过，有几幅拍了 20 万，他全捐了。

“每当听说又有一位贫困母亲得到救助、走出贫困，我就高兴得不得了。” 于全兴说，“这样的主题摄影，我还会继续做下去，也盼着有更多的人一起做。”

去年，他第 21 次深入贫困地区采访拍摄贫困母亲们，就利用教学职务之便，带上了他的五名学生，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他坚持十年做的这件事，值不值？

“他们都说值得。” 于全兴很高兴学生们对他这个教授做出的表态，“他们愿意在毕业后，也能去做同样的事情。但愿他们说的是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