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接一年，时间在不停往前走。2019年的春节正在悄然过去，在距离家乡几千公里的云南，我们继续着顾彩莲、李照福一家的拍摄。

这次在云南丘北的春节之行，是我们近三年“贫困母亲”选题的最后一次集中拍摄。现在，纪录片项目已经接近尾声，是时候梳理一下我们这些年拍摄过的关于母亲和孩子的故事了。

两年前的春节，我们也在拍摄，拍摄对象还是这些“贫困母亲”，只不过，那次是在贵州。

在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猪场乡倮保鸠村，也有一位贫困母亲，她叫祝学英。早在2006年的时候，祝学英一家就得到了幸福工程的资助。2009年夏天，时年大学三年级的张悦和几位同学跟随“幸福工程”的首席摄影师于全兴老师来到这个家庭*，拍摄了短纪录片《为了母亲的微笑》。

当时，大儿子杨昆福刚刚结束高考，正在犹豫继续上学还是出去打工补贴家用。杨昆福的妹妹杨丹当时正在上初中，小姑娘说的一句“想给你揩眼泪，但我的手太脏了”看哭了所有看过片子的人。

（短纪录片《为了母亲的微笑》） 

2016年夏天，我们受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委托拍摄幸福工程的纪录片，曾经出现在我们镜头里的祝学英一家成为了我们首批选定的拍摄对象。

时隔七年重回纳雍，我们只见到了祝学英和杨昆福。我们得知，当年那个懂事的小妹妹早已嫁人生子，祝学英在家里一贫如洗的时候，历尽艰辛将大儿子杨昆福供到了大学毕业，学习计算机专业的昆福也为了照顾母亲，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的中学教书。

那一次拍摄，面对我们的到访，他们非常拘谨，只要镜头一对准他们，这母子俩几乎一言不发，导致我们的拍摄没有按照提前设想的内容进行。其实细想也不难理解，在极度贫困中学有所成的昆福有他作为“读书人”的自尊心，不愿面对镜头过多回忆成长历程中的种种“伤疤”；也不愿将“贫困”作为向外界索取的借口，既然已经学成还乡，也想为自己和母亲挣得更多体面。

回到天津后，我们通过短信和昆福反复沟通，说明我们没有任何冒犯之意。在充分理解了我们的善意之后，昆福同意我们春节去他家里继续拍摄。

就这样，2017年1月春节前夕，我们再次回到猪场乡，与祝学英一家欢度春节。

她就是祝学英。23年前，丈夫因病去世，只给家里留了一头牛、一块不足三亩的地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位瘦弱的母亲硬是靠着养牛、挖土豆和打零工，在这温饱都成问题的山村里，供养出了一个大学生。

祝学英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2009年和2016年的两次拍摄里，我们只见到了大儿子昆福和女儿杨丹。面对我们这群来去匆匆的“外人”，当地没有任何人和我们提过祝学英还有一个儿子的事情。很长时间里，我们都以为她只有一儿一女。

直到2016年，我们团队里一个女学生和住在隔壁的昆福侄女闲聊时，才知道这个家庭还有一个男孩儿，他叫杨昆龙，家里排行老二。

虽然杨昆龙和哥哥的年龄相差不多，却没有哥哥那么幸运。哥哥杨昆福是村子里难得的大学生，但杨昆龙却没上过一天学。后来我们得知，当时是因为丈夫早逝，家里没有成年男子干活，于是祝学英和两个儿子商量，一个先去上学，另一个则留在家里干农活，等先上学的小学毕业了，再换另一个去上。于是，年龄大一些的杨昆福成了先上学的人。

生活的艰难不在于已有的苦有多苦，而在于明天的困境总是超乎今天的想象。对十几年前的祝学英而言，独自拉扯三个孩子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自己要强行在两个亲生儿子间“厚此薄彼”。

很快，杨昆福就小学毕业了，杨昆龙也老大不小该去上学了。可没想到的是，由于当年昆福的成绩太好，村上小学的校长一次次家访，劝说祝学英不要让昆福辍学。

一边是成绩优秀的大儿子和苦苦恳求的校长，一边是同样渴望上学的弟弟。手心手背都是肉，祝学英知道，无论她怎么选，两个孩子都会妥协。但是，无论放弃哪一个，当娘的心都在滴血。

母亲祝学英当时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挣扎，我们不得而知，但最终，这个家庭的现实是：哥哥继续读书，弟弟留在家里干农活。因为少一个男孩子读书，不仅能省下一份开销，还能多一个劳动力和母亲一起支撑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如今，当年的孩子已长大，杨昆福和杨昆龙都已成家生子。虽然日子天天过，但昆龙却始终因为没念过书，只能靠做苦力来维持生计。

转自“亲妈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