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全兴：心灵的苦旅
发布日期：200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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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津日报 记 者：李雅民
■采访印象
１１月１２日上午９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幸福工程”十年表彰大会上，“幸福工程”组委会负责人、国家计生委一位领导将“爱心奉献奖”奖牌，郑重授予天津纪实摄影师于全兴，表彰他为推动“幸福工程”、帮助中国西部万千贫困母亲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于全兴何以得此殊荣？采访前记者查阅他的资料，得知他５年来背着相机走过中国西部１１个省市、４３个国家级贫困县、１０１个乡镇、１４１个村寨，采访拍摄了３５９位贫困母亲，他办展览、出画册，用大量图片展现那些贫困母亲令人心碎的生活状况和感人至深的拼搏精神，呼吁世人关爱中国贫困人口中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看过他拍摄的照片，人们纷纷解囊，有力地支持了“幸福工程”事业的发展，许多贫困母亲因此而受益。
西部贫困山区，天寒地冻，山高路陡，走访１４１个村寨，绝对是艰难的苦旅，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位摄影师走完那么多的路、拍摄那么多的贫困母亲？记者把于全兴约到报社来采访。于全兴来了，他身高１．８３米，戴眼镜，体魄健壮，一副精干的模样。今年他４３岁，已由原来的天津《家庭报》摄影记者改行到天津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去教书，职称副教授，但依然还习惯地穿着他那挂满了口袋的摄影坎肩。
于全兴首先拿出两本书赠予记者，一本是他拍摄的大型画册《贫困母亲》，一本是他自写的西部采访纪实《走近贫困母亲》。
那本画册，未曾打开便先已被它的封面所震撼。那是一幅环境肖像，背景是一座用巨大的乱石干垒起来的小屋，石缝间没有任何黏合物，肯定是四处漏风；上面有干草垂下来，证明它还是一间无瓦、肯定会漏雨的草屋。就在这样的小屋前，一位年轻、漂亮，但却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母亲，皱着眉，弯着腰，背着一个两岁的男娃靠在石墙上，身边还依偎着一个５岁左右的女孩儿，大小３双眼睛在画面里幽幽地注视着你，那眼神就像是在向你诉说、或是企盼着什么。等到翻开画册，里面一幅幅全是西部贫困母亲的黑白生活照，那些母亲竟是那样的贫寒，有的几乎就是挣扎在生死线上，若无政府的救济，恐怕早就完了。画面无言，竟像锤子一样一下下地敲击着读者的心。
再看那本《走近贫困母亲》，发现它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日记”，记录着于全兴西行的足迹，以及一段段他采访贫困母亲的故事。如在青海玉树的杂年村，他采访完贫困母亲才仁巴毛后，把她腹痛了几年的女儿巴青才仁带到镇上去看病，不仅给那女孩儿支付医药费，请一位女干部给那女孩儿洗澡,还拿出３００元钱给女孩买新衣服，最后又给孩子买了酥油、羊肉和红糖等年货，让她带回家和妈妈过年，因为他刚刚了解到，那位贫困母亲的家里只剩下了青稞面和用冰雪化成的水。另外在川北的大巴山里采访时，于全兴还在贫困母亲覃纯菊的家里认领过一个名叫常青的“干女儿”，为了减轻贫困母亲覃纯菊的负担，他不仅供这个女孩儿读中学，还曾在自己的家里接待她和她的亲戚，帮她找工作。
于是，就着那两本书，记者和于全兴谈起了镜头背后的故事。
■于全兴简介
１９６２年出生于天津，１９８６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工艺系装潢专业，后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从事美术设计工作，１９８７年供职于家庭报社，主任记者，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１９８９年开始从事新闻摄影，有２０余幅（组）作品获国家和市级新闻摄影金奖、二三等奖，３幅《母亲》作品被广东美术馆永久收藏。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４年出版图书《走近贫困母亲———中国幸福工程西部行纪实》及画册《贫困母亲》。
记者：“幸福工程”组委会总部在北京，怎么却找到你一个天津记者去完成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而且是在“幸福工程”实施过５年之后？是你自己找去的？还是领导指派的？还有，我从图片中读到了一个摄影师对贫困母亲们一片浓厚的深情，我想知道这种情感是出自于良知？还是另有隐情？比如说您小时候是否有过特殊的经历？
于全兴：“幸福工程”是一项以帮助偏远地区贫困母亲为主旨的慈善事业。迄今１０年，已帮助过无数贫困母亲。我参与“幸福工程”是１９９６年“幸福工程”组委会在天津建立分会的时候，那时我在天津《家庭报》工作，参与策划工作，接触到许多有关“幸福工程”的资料，当我了解到中国偏远地区、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竟有那么多几乎是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困母亲，埋在我心底的一根弦被弹动了一下。
您猜得对，我是有过特殊的人生经历。我曾经是个苦孩子，我的母亲就曾是一个非常贫困的母亲，那时父亲收入低廉，还曾因蒙受不白之冤而无法工作，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在大都市里靠做手工拉扯着６个孩子，日子过得太艰难了……如今介绍西部贫困母亲的材料，让我一下子又回想起从前。过去困难时曾经多想有人能够帮助自己一把，可惜没有，如今我能想象出那些贫困母亲也在盼望着能够得到帮助，我觉得我应该帮她们做点什么。
我原是天津《家庭报》的摄影记者。我想起著名摄影记者解海龙用８年时间拍摄贫困地区儿童上学难的纪实照片，从而引发起轰轰烈烈的“希望工程”，就想不妨我也用影像的形式表现西部贫困母亲的真实状况，用展览引起世人对贫困母亲的关注。这想法我酝酿了好长时间，由于当时我在负责报社广告和发行的工作，放下相机的时间已有７年了，所以拖延了许多时间。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幸福工程”组委会在北京召开年会。我跟天津《家庭报》老总去开会。吃饭时我和当时的组委会秘书长苗霞、宣传部长方兵说起我的想法，他俩一听很高兴，说：“组委会早就有这打算，可惜找不到合适的摄影记者，曾有几个人想干，但提出的条件太高，如要高报酬，还得给他买高级相机，咱们满足不了。”当时我们总编就说：“我们什么也不要，差旅费、照相器材报社自备。”我说我不要报酬，有报社的工资就行，只求组委会在采访上给予方便。苗、方二人当即表示要让各省计生委为我的采访开绿灯，同时采访方案也定下来，采访时间暂定一年，２００１年１月出发，第一条路线是青海、甘肃、宁夏。
记者：７年没摸相机，如今突然又把它拾起来，就为去拍贫困母亲？没报酬，而且至少还要走一年，连同自己的工作和职务都给耽误了。如今咱回想一下，当初是否有“一时冲动”的成分？再有，这么大的事情，事先有没有跟爱人商量？她同意吗？
于全兴：事先没跟我爱人说起过这事。我爱人叫祁金云，人挺好的，原是游泳运动员，还曾在全运会上拿过冠军呢。回家后跟她汇报此事，开始她想不通。要说也是，第一，这不是你报社的工作；第二，你已不是摄影记者，没有拍片儿的任务；第三，８岁的女儿上学路远需要接送，你于全兴为什么非要揽这活儿？咱就耐心地解释呗，大讲“幸福工程”的意义，天天磨，磨得她最后和我一起准备出门的行装。
２００１年１月２日，我带着大小３架相机、几十个胶卷出发了。临行时我爱人塞给我一双新织的、露着指头的毛线手套，那是特为摄影预备的，戴着它在寒冷地区拍照方便，我都没看见她是什么时候织的，嚯，把我给感动了一下。
至于“一时冲动”吗，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有一点，因为首次出访刚到采访地的第一天，我就生出过悔意。那是２００１年１月在青海，从西宁到玉树，一路上山道狭窄，远望像是在山崖上刻出来的一样。路上冰雪冻成了疙瘩，北京“２１２”吉普上了防滑链，仍旧打滑、摇摆，路外就是万丈深渊。走这样的山道，看得我胆战心惊。１０００公里路程，吉普车两天才跑完，路上爆过３次胎。一次是在海拔６千多米的巴颜喀拉山上，差点把我冻僵。夜晚到达玉树吉隆乡，我不脱衣裤，戴上帽子，盖两床棉被，再加防寒服，依然觉得冷。屋里有炉火，但烧的是牛粪干，２０分钟一续，不然就灭。严重的缺氧导致头疼，太阳穴那儿一蹦一蹦地疼，我懒得起来，炉火就熄了。天寒地冻且缺氧，我可领教到了西北高原的厉害。转天一早，我起床推开房门，刺骨寒风迎面劲吹，满目凄凉荒无人烟，我突然想：“这是干嘛来了？不是找罪吗？”眼泪不由地涌出来。我承认那一刻我曾有一点后悔。
乡长带我去采访一个名叫才仁巴毛的母亲。在一个名叫杂年村的地方，乡长找到一个“冬窝子”。那是一间很小的土坯房，没窗，没床，更没电，中间一根木柱支撑着房顶，旁边一个土灶台，再就是一堆码得半人多高的干牛粪。我弯腰钻进低矮的门框，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清墙角蜷缩着一个瘦弱的女孩儿，正用小手痛苦地顶着自己的腹部，脸色青黄。才仁巴毛急火火地从外面赶来。我一见她顿时愣住了，这还是女人吗？蓬头垢面的，连脸颊上都是纵横的皱纹，粗黑的双手像是枯干的树枝。采访后得知，才仁巴毛丈夫死得早，她带着两个女儿生活，所有重担压在她身上。女儿巴青才仁腹疼的毛病已有好几年，有时疼得直哭，可是还得爬到山上去挖虫草，晚上回来就睡在地上的一片毛毡上。吃饭时我看到了她们娘儿仨的伙食，就是水和糍粑，放上了一点盐。这样的糍粑，当地陪我去的司机都愿吃，我吃了两碗，咸中透着苦涩，难吃极了。面对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母亲，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从此我再也没有后悔过。
记者：您想用自己的镜头帮助她们，这一愿望实现了吗？
于全兴：可以说是实现了。这些年来，我不断以展览的形式，在各地呼吁世人对中国西部贫困母亲的生活现状给予关注。记得２００２年７月在北京中山公园首展《母亲———于全兴西部纪实摄影展》时，社会反响非常强烈，连联合国的一位官员看过展览后都感慨地说：“你们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不久，“幸福工程”组委会便开始收到因看过展览而捐献的善款。中直机关一次捐款３００万元给组委会，其中绝大多数捐赠者就是因为看过了这个展览。后来我又出版了图书《走近贫困母亲》和大型画册《贫困母亲———中国“幸福工程”西部纪实》。贫困母亲顾彩莲，就因她的照片上了这本画册的封面，她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顾彩莲是云南省丘北县丫口寨人，全家４口人２亩山坡地，每年收５００公斤苞谷，填不饱肚子，她本人患严重的胃病下不了地，只能在家里编织箩筐。丫口寨已是一个非常贫困的村寨，我从未见过那样的居住环境，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全村所有房屋建在乱石上，出门就得踩着石头走，见不到飞鸟，因为鸟儿不愿在那里停留。然而就是在那儿，顾彩莲都被人家瞧不起，谁都懒得和她说话，因为她家太穷。
那天我去采访时，村干部没把顾彩莲列入采访名单。采访后我踏着乱石走到村外，在一片洼地里看到一个孤零零的、小得不能再小的石头屋，屋前阳光下蜷蛐着顾彩莲母女３人。我就走过去，低头钻进那间也就五六平方米的石屋，打亮打火机，勉强看清屋内的景物———简单的床上一团看不清颜色的破棉絮和几件烂衣服；灶台上放着点红辣椒，旁边一口酸菜坛子、一把壶、一口锅和三四只碗，再不见其他的家当。而且一面墙开始外倾，靠木柱在外面顶着。采访到顾家时，我已见惯了贫穷和苦难，不再像初访贫困母亲才仁巴毛时总是流泪，但这回我还是忍不住了，我几乎是含着眼泪拍摄的这幅照片。
事隔两年后，顾彩莲淡忘了我给她拍照的事情。忽有一天，一张汇款单自天而降，随后不断有汇款单陆续飞来，约有３万元，虽然每一张来自不同的地方，但都清清楚楚地写着她顾彩莲的名字，据说顾彩莲和她的丈夫惊呆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是好心的观众们在北京看了影展之后给她寄钱。顾彩莲用那些钱看病、盖房子、买牛，按当地水平总算是摆脱了贫困。
记者：离开那些贫困母亲后，您与她们还有联系吗？
于全兴：有，去年和今年，我在采访其他的贫困母亲时，顺便回访一些我曾采访过的贫困母亲，例如刚说过的、那个富裕起来的顾彩莲，以及我所采访的第一位贫困母亲才仁巴毛和她那曾被疾病折磨得要死的女儿巴青才仁。如今巴青才仁也是母亲了，我以为当年我给她买的新藏袍早已被她穿烂，这回去特意又买了一件新的给她，是天津一位女士捐的钱，不想那件藏袍她藏起来，始终舍不得穿。她一见我非常激动。看到她长高了，病好了，还养了一个那么胖的大娃娃，我也高兴，就抱过她的孩子和她聊天，不小心被孩子尿了一身。“幸福工程”至今还没有发展到青海玉树地区，巴青才仁和她母亲才仁巴毛的生活仍很困难，我就想找找天津的一些企业家，看看谁能出点资帮她们一把。总之，我虽然回来了，但我的脑海里总是还有她们的影子。
记者：５年啊，跑那么多地方，吃那么多苦，不容易，您自己从中得到了什么？
于全兴：对我来说，这是一段意义非凡的人生经历。我所面对的，是生活在中国西部的贫困母亲。我在用我的镜头为她们工作的同时，也在被她们的美德、她们那面对苦难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所感动。干这项工作，只有奉献，没有酬金。要问我得到了什么？从表面上看，我是得到了荣誉，但实际上让我感到最有价值的，是它让我自始至终内心里充满了快乐，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两年前国家调整行业性报纸杂志，《家庭报》刊号被取消。这时不少朋友劝我凭借已有的名声干点有利于自己的事情，比如择枝而栖找家效益更好的媒体去就职；或是开个影楼赚钱。朋友们哪里知道，几年来在走访、拍摄贫困母亲的过程中，在向无数贫困母亲奉献出自己的感情和爱心时，我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甚至是性情，也都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原本许多耀目的东西，如今我把它看淡了；许多物质的、原先对我充满诱惑的东西，如今我把它看轻了。所以，当报社的刊号被取消后，我选择了去大学教书，因为我已变得喜欢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当然啦，也为了能够利用学校的寒暑假，继续去为“幸福工程”拍照片。
记者：听说１２月中旬你又要到西部去为贫困母亲们拍片儿了。如果说５年前你是出自一种愿望，那么如今那种愿望已经实现了，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地干下去呢？此时又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你呢？另外，你现在为“幸福工程”服务，还是没有报酬吗？
于全兴：仍是没有报酬。前段时间“幸福工程”组委会的领导们不好意思，对我说：“给你开点工资吧。”我说不要，我就当义工，这样感觉挺好。作为一名纪实摄影师，我看到了那么多贫困母亲在承受着我们难以想象的生活重负。更让我感动的是，从那些贫困母亲身上我看到了坚强和对命运抗争的精神。正是她们的这种精神激励着我在执著地完成着这一崇高的使命。我要拍出更多更好的照片，唤起社会上更多的爱心，让我可怜可敬的贫困母亲们早日脱离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