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第十六届“母亲节暨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活动日”即将到来，为此，记者专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幸福工程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葛振江，与大家共同分享他与“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17年来难忘的故事。

葛振江，男。1973年至1989年北京卫戍区服役。1989年至1997年在我会办公室任职。1997年至2011年从事幸福工程公益项目。现任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幸福工程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1995年启动，首任主任王光美，现任主任顾秀莲。为贫困母亲提供小额资金、技能培训、健康检查，提高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生活。

贫困母亲：特别需要被关注的弱势群体

记者：“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这项公益活动1995年创始的时候您就参与其中，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以及项目设计的主要目的？

葛：1994年国家制定“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时候，大约有8000万贫困人口，这其中有1500万左右的贫困母亲。当时，中国人口报社一位记者给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佩云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贫困农村地区的贫困妇女恶劣的生存状况。按照佩云主任的批示，我们联合中国人口报、中国妇女报等五六家媒体的记者深入到四川、贵州等贫困地区就农村贫困妇女的生活、生产情况进行了一次调研。不调研不知道，调研的结果比想象中的情况要差得多。而她们在家庭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举足轻重的！记者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佩云主任后，她倡导开展一个活动来救助这个弱势群体。于是，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社三家发起创立了“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1995年1月18日召开了第一次组委会工作会议。2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创立仪式。宋平、彭佩云、王光美等出席。王光美任组委会主任委员。确定了“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模式，以及“治穷、治愚、治病”的三项任务等重要环节。

记者：您认为幸福工程与国内其他同类项目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项目是如何运作的？怎样保证善款确实帮到了需要的贫困母亲脱贫致富？

葛：首先是选对了受助对象。母亲脱贫，家庭幸福。其次是直接提供资金给受助母亲，预防了资金乱用。三是受助者必须将救助款用于脱贫项目。四是贯彻“授人以渔”的理念，帮助她们掌握脱贫致富的本领。具体说，就是采用“小额资助”的救助模式。开始的几年是每人1000-3000元，现在是5000-10000元。确保救助资金到达受助者手里是一个谁都关心的问题。为此，我们设计了严格的资金运行流程。其中的国、省、市、县四级协议和受助母亲亲自现场签字领款最为有效。在保证资金直接到达受助者手里的同时，也为按时还款做出了保证。项目资金在一个项目点使用周期为3年，受助母亲使用1—2年。资金收回后再救助其他贫困母亲。这种国际流行的“小额信贷”式的资金使用方式，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可以救助更多的贫困母亲。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特别关爱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母亲，让她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的爱心救助。同时也使她们树立了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意识。

我们对项目点的选择有几个条件，项目地必须是国家或省定贫困县。受助母亲的条件是：本人及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贫困县以下；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育龄妇女；本人及家庭有强烈的脱贫愿望；具备劳动脱贫能力；遵纪守法，讲诚信，能按时如数归还善款。贫困母亲名单、救助项目确定后，都会在村公共场所张榜公示，接受村民监督，保证救助金用到真正贫困的母亲家庭。为了保证项目的成功率，县、乡、村项目管理人员会根据需要为受助母亲提供技术、市场、培训、检查等服务，规避风险，确保受助者在救助的周期内脱贫。

记者：扶贫类项目实施起来并不容易，起到成效也需要大量的投入。您觉得社会和捐赠者对你们的工作理解吗？

葛：扶贫类项目最大的特点是见效慢，但如果方法得当，规则科学，程序严谨，执行得力，同样可以取得良好成效。比如，幸福工程项目中很多受到救助的母亲，不是富了一个人，而是富了一家人、一群人。一个母亲得到了救助，整个家庭的状况就大不一样。孩子有学上、有书读，老人得到赡养，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很多母亲还会积极帮助周围的母亲一起脱贫，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比单单给贫困人群送去一些吃的、用的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由于幸福工程的工作模式比较科学，所以，无论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还是社会各界，捐赠者都非常地认可与支持。当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项目方式也需要拓展与创新。我们也尽力选择一些“短、平、快”的生产项目，以使项目效益尽快显现。

记者：幸福工程项目已经运作17年了，您作为项目的负责人认为这样一个公益项目对贫困母亲生活状况及贫困地区发展到底起了多大作用？

葛：王光美主任在幸福工程创立初期就提出了幸福工程的扶贫原则：在国家大扶贫的前提下，幸福工程就是拾遗补漏，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做一点是一点，帮一点是一点。贫困母亲人群中少一个，幸福的人群中就多一个。17年来，按照当时的目标以及一个公益项目的能力范围，我们的救助效果应当说还是不错的。截止去年底，在全国29个省的640个县实施过项目，在建项目点463个，投入资金8.3亿元，救助贫困母亲25.3万人，惠及家庭人口113万。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明显。受助母亲脱贫率85%，还款率90%以上。这些母亲及家庭生活水平改善了，妇女自身的地位提高了，生育观念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另外，幸福工程还在很多地方与扶贫开发、农村发展政策相结合，采取整村推进、“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形式，促进地方特色产业、农业产业化及龙头企业发展。2008年，幸福工程被民政部评选为“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最近，中央财政拨款2个亿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幸福工程获得了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立项及200万元项目资金，是六个获得立项资金最多的项目，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17年历程：爱心汇聚

记者：幸福工程在创立和执行过程中得到很多杰出女性的倾情支持。如两任主任王光美、顾秀莲以及彭佩云、何鲁丽大姐。您与她们相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葛：提起这些老领导，老大姐，敬重之情，油然而生。对她们，不仅是一种爱戴，更是一种感激。可以说，没有她们，就没有幸福工程的今天。17年前，彭珮云同志亲自邀请73岁高龄的王光美同志担当首任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主任。王老怀着对老百姓的一片真爱，全情投入。十多年里，从初期的模式确定，制度要求，外事接待，工作研究，到多次深入偏僻农庄、探访贫困母亲，都是亲力亲为，严格要求。为了增加幸福工程资金，她拍卖了母亲留给她的珍贵陪嫁，56万善款全部捐献给了幸福工程。当时英国路透社一位记者问道：“把母亲留下来的珍贵陪嫁卖掉不心疼吗？”王老说：“我的确心疼，但我更心疼那些无助的贫困母亲。精神遗产更重要，少奇的骨灰都撒了，我在有生之年能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现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顾秀莲，我会荣誉会长（第四届会长）何鲁丽，也总是关心幸福工程的进展情况，惦念贫困母亲的生存状况。为幸福工程的发展出谋划策，尽心尽力。多年来，这些老领导在幸福工程这个公益项目里付出的太多，感人故事更多，都是我亲身经历的，这个内容可以单说。我想，她们不仅仅是用自己的威望与影响给予幸福工程以关爱，更是用她们高尚的精神境界和真情大爱为大家树立榜样。无论是对捐赠者、受助者还是我们工作人员，都是一种很大的精神鼓舞，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很多长期爱心捐赠者就是被她们这种大爱之情感召而来的。比如，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办的干部职工，在过去的15年里，每年“母亲节”期间都为幸福工程奉献爱心。上至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下至公务员、勤杂工，都从自己收入不多的工资里捐出善款。目前为止，捐款总额已达5145万元。有这些老领导、老大姐做榜样，我们唯有把善款管好用好，把好事做好才不辜负爱心，不负重望。

记者：您提到幸福工程目前已投入8.3亿项目资金，这些都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吗？这些捐赠者都来自哪些领域？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从自己的辛勤劳动收入中捐出善款，去帮助素不相识的贫困母亲呢？

葛：8.3亿资金里包括我们本级资金、省级组委会资金、配套资金以及参与资金。这些捐赠主要来自企业和个人，涉及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知名的企业有史玉柱的巨人网络、欧莱雅、TOD’S、中国兵器装备、中恒药业等。个人捐款里公务员、白领、网友、退休老干部、大学生、小摊小贩都有。不管捐钱多少，都是大家的一份爱心，都是对贫困母亲的一份关爱，也是对一个公益项目的认可与支持。一些长期捐赠者对幸福工程的理念，运作模式，资金的管理与使用都是很清楚的。比如上面说到的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干部职工。我常说，一个人捐一次款不难，难的是十几年坚持不断。慈爱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相信，随着公益事业的发展壮大，公民慈善意识的提升，特别是公益组织的执行能力、透明度和公信力的改善，这样的长期捐赠者也会越来越多。

记者：慈善是一项感动别人，也被别人感动的事业，您也曾遇到过一些被感动的时刻吗？

葛：当然，感动的事例太多太多了。当我们面对一个80多岁的老红军拄着拐杖倒几次公交来捐款；当我们面对一个衣衫破旧的打工女孩儿顶着酷暑骑车来捐款；当我们面对一个卧床十多年的山西柳林县的农村贫困母亲随信寄来，已经揉搓的不成样子的10元善款；当我们面对大连一对年轻夫妇远道而来捐献的10万元善款……你还能无动于衷么？面对他们，我常常无言以对，也常常被他们这份儿纯真的爱心感动。我以为，慈善是一个结善缘的事业，也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更是一个让每个人成长与成熟的事业。无论是捐赠者，还是受助者，爱心奉献所带来的快乐是任何一个事情都不能比拟的。慈善不一定是有钱人的事情，但一定是有爱心人的事情。所有的参与者都是为爱而来。像曾经举办过的六届慈善晚宴，幸福工程形象代言人马艳丽发动身边所有的朋友参与。企业家志愿者单大伟，开始只是受邀参加了一次幸福工程慈善晚宴，就被深深感动了，率领他的团队成为连续四次举办慈善晚宴的承办者。志愿摄影师于全兴，自2001年开始，连续十几年寒暑假赴西部采访拍摄贫困母亲。他们是名人，他们有自己的事业，他们衣食无忧甚至生活优裕。那么他们为什么却要如此的耗时费力的做这些事情呢？这就是慈善的魅力，也是他们善心与慧根的体现。他们也清楚的看到，这些的爱心付出的背后，那些得到救助的贫困母亲绽放的笑容以及为其家庭所带来的欢笑与幸福。于是，他们也满足了。他们与幸福母亲共同感受这爱心带来的幸福！

记者：您这么多年接触过很多贫困母亲，您觉得她们身上凝聚着哪些品质和精神力量？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吗？

葛：接触过许多贫困母亲。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群体，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群体。虽然她们居住的地域不同、语言不同、生活条件不同，但面临的生活重负却很类似：缺少口粮，缺乏收入来源，享受不到文化教育和卫生保健等基本社会福利。但为了孩子、为了老人、为了丈夫、为了家庭，她们默默的承受着贫穷与劳累。越是偏远乡村，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也就越低下。有的一年四季睡在冰冷潮湿的草垫上，把炕留给孩子和丈夫；有的自己啃着快要发霉的窝窝头，却给家人做好饭菜；有的起早贪黑，忙做耕种，一身泥土，却不忍心让孩子辍学；有的忍受着多年的病痛折磨，却不去医院一次，仅仅是为了节省那十几块钱。她们从十几里以外背水；她们三年往返山上山下背出三间房；她们用温柔的目光和辛勤的劳作维护着家庭的“幸福”，而自己却忍受着巨大的困苦。在我看来，这些伙计都是男人才能干的，但这些伟大的女性却义无反顾的担当起来！最让人忍受不了的就是当家里揭不开锅时，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卖血。那往返几十公里的山路完全步行，为的是节省那十块钱的车票钱。而一次卖血仅能得到60多块钱，可这些钱却可以维持几个月的家庭生计。当你听完这些我亲历的故事后又作何感想呢？然而，无论条件多么恶劣，生存环境多么艰辛，她们始终不会垮下，且勇敢面对，甚至一笑而过。这就是母亲，这就是贫困山区的母亲！说到这里，还有什么样的辞藻能再准确的描述她们的精神么？您告诉我，这是什么精神呢？

我们的未来：任重道远

记者：据了解，您来基金会之前的职业是一名军人，有着18年军旅生涯。印象中军人总是与理性、刚强这样的词句所联系，而公益慈善又是充满感性、温情的，您是怎样实现两种不同角色的跨越？

葛：这个问题许多人问过我，二者并不矛盾。军人是理性、也应刚强，但这种刚强是建立在人性之上的。世界上最刚硬的物质是水，最温柔的物质也是水。此水与彼水有区别么？无论是军人还是百姓，大家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军人的责任更重、更大。因为你肩负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的职业生涯前18年从军，后18年慈善，我觉得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修炼，我也一直希望能达到刚柔并济、水乳交融的境界。

记者：您转业时其实还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选择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葛：我从部队转业时有三个选择：一个是人事部，一个是国务院军转办，一个是国家计生委。由于计生委的接收函先期到达，所以就来到基金会。说实在话，本不喜欢这个单位，总觉得一个男人和计划生育有瓜葛不太舒服。但我要感谢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这个公益组织，给了我一个把刚强与温情相结合而服务于弱势群体的平台。在这里，让我更加完美与成熟，也使我更加看清楚什么是善爱，什么是人性。

记者：今年“母亲节”马上到来了，这是幸福工程宣传推广的重要节日，工作这么多年，您每一年的“母亲节”都是与项目渡过的吗？有没有时间陪伴自己的母亲？

葛：说起来很是惭愧，在自己的母亲面前我不是个孝子。我是独生子，母亲把我抚养成人，我却不能在她老人家身边服侍尽孝。但母亲从来都是说这好那好，不要为她操心。从自己的母亲到那些贫困母亲，最大的感受就是：母亲的伟大与母爱的神圣！

幸福工程：前途宽广

记者：最近社会各界对慈善组织透明度这个话题非常关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和幸福工程在这方面是如何做的呢？

葛：我们视荣誉如自己的生命一样。这是我们的职业操守，也是一贯风格。其原因，一是领导人的教诲与影响所致。邓颖超、王首道、谷牧、何鲁丽、王光美、顾秀莲、王忠禹。这些会领导对我们的要求都是一致的；二是公益性质使然。慈善与公益本身的特质就是透明、公信，那么所从事她的工作者的行为就必须与其一致，虽然你还没有做好，但这是个根本；三是工作者的品质与修养。无论老员工还是新同事，本会对大家的基本要求就是“人要好”。这听起来虽然简单宽泛，事实上做起来也不难。把住一个进位关就行了，符合标准就进入这个团队，不符合条件的即使进来也要马上出局。保持一个健康向上，团结友爱的爱心团队最重要。

其次就是管好用好资金。公益机构的好与次简单地说就是你会不会、能不能、想不想管好用好爱心捐款，而这一点恰恰决定你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我会每年都要接受3-4次财务审计。项目执行流程要按照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执行情况也要向捐赠者和社会反馈。去年11月，我会在福布斯25家基金会透明度排行中排名第九（公募基金会中位列第四）。在中民慈善中心发布的透明度报告中位列第三，在220家公募基金会中排名第一。我们不太关注名次，但通过名次可以反映出一个基金会的面貌。殊不知，在欣慰的背后我们需要付出多少劳动与艰辛呀。

记者：“幸福工程”在运作过程中还有哪些困难？您对其将来发展的期望目标是什么？

葛：中国的慈善事业方兴未艾。因为，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公民需要等等都离不开慈善事业。如今，随着人口的流动、城市的外延，造成城市贫困母亲的数量也在增大。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探讨如何救助城市中这个弱势群体。城市和农村不一样，城里没有土地，贫困人口的状况改善起来难度很大。另一方面，年轻人、男性劳动力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造成农村女性、老人和孩子的留守群体增加，如何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按照政府新的标准，我国目前仍有1.2亿贫困人口，这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贫困母亲。现在看来，“幸福工程”只帮助母亲发展生产还远远不够，不但要“治穷”，还要更好的开展“治愚和治病”，三管齐下才能治本。一方面要经营好现有项目；另一方面，还要针对项目内容并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做好对受助者的培训，使其掌握必要的生产技能和文化知识，也需要多知道一些防病保健常识。

必须清楚的看到，虽然我们的日子比以前好了许多，但穷人的确不少，也的确很穷。所以，幸福工程必须努力！

还有我通常说的最多的两句话现在还要说一次：

真诚感谢关爱我们和贫困母亲的捐赠者，因为有了你们的爱心才使得我们能够成为爱心的传递者。骄傲与自豪的同时是责任感与使命感。请您们放心，我们的良心告诫我们应当怎样做！

希望那些得到救助的贫困母亲及其家庭，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爱心救助。你们的幸福与笑容才是对捐赠者的真情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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