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常驻 慈颜永存
发布日期:2006-10-27 阅读:2636

爱心常驻 慈颜永存

——悼念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王光美

        幸福工程组织工作委员会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中国人口报社

  10月13日凌晨3点42分,在北京医院里,刚过了85岁生日的王光美主任平静地走了! 原本艳阳高照、秋高气爽的天气悄然变色。

  10月14日上午,来京参加“幸福工程脱贫母亲事迹报告会”的代表200多人来到灵堂送别敬爱的王光美主任!这些曾经贫困的母亲们站在鲜花簇拥的王光美遗像前百感交集,沉痛万分,许多人还清晰地记得光美大姐走在崎岖山路上的身影,记得光美大姐同她们促膝交谈时的音容笑貌,可今天,光美大姐却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平静……

  人们还记得,去年此时,曾经多次报过病危的光美大姐不顾病情危重,从医院赶到人民大会堂看望参加“幸福工程十周年纪念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临别时,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向大家拱手、挥手,依依道别。

  人们还记得,今年9月初,光美大姐又一次报病危。医生判断老人只能维持几天了。然而,老人家又一次顽强地挺了过来,直到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来到北京,来到她的身边。冥冥之中,老人莫非还想和大家再见最后一面?

  老人家割舍不下对“幸福工程”、对那些贫困母亲的牵挂呀! 王光美曾经说过:“在我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的岁月里,我感到他最高贵的品质,就是对人民那样的热爱,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又是那样的深。我耳边经常响起他的一句话: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


1995年10月,在陕西省大荔县,王光美踩着泥泞的小路,冒雨来到贫困母亲一家人居住的茅草屋。 刘戈宇 摄


  “跟人民在一起!”这正是耄耋之年的王光美,仍然为人民的幸福辛勤奔波、忘我工作的力量源泉。

  以母亲的名义

  1994年初,中国人口报社几位有识之士提出了发起实施“幸福工程”的设想。时任国务委员、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珮云同志决定这个工程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社共同发起实施,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承办。经过近一年的论证、筹备,幸福工程筹备办公室将救助对象锁定为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

  贫困母亲是我国贫困地区一个曾被人们忽略的特殊群体,她们承受着生产、生育、生活的沉重压力,缺乏基本的收入来源,健康状况差,文化素质低。她们付出的最多,得到的最少,在中国的贫困人口中,她们的生活境遇最为艰辛。由于母亲负有对家庭、对后代的特殊责任,贫困母亲的生存状况已成为贫困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1995年年初,工程即将启动,谁来打这面帅旗?彭珮云提议请光美大姐出山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并亲笔致信,随信带去了有关材料和调研报告。

  王光美时年74岁,12年的铁窗生涯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因此,她谢绝了社会上许多担任名誉职位的邀请。看了彭珮云的信和有关材料,她被深深打动了。她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也很实在。而不尚空谈、注重实干是她一贯的处世原则。于是,王光美欣然应允。但她提出,不搞名誉,不任虚职,要实实在在做工作。

  当时,中国的贫困地区还有8000万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而贫困母亲起码有1500万。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待助群体,“幸福工程”一无资金,二无经验,承担起这样一件工作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如她在会议上反复说过的那句话:这件事特难!王光美完全可以选择在天伦之乐中安享晚年,但她以病弱之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项为贫困母亲造福的“特难”的事业中,就像当年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一样。理由很朴实:贫困母亲需要帮助,我有这个责任;语言却很诙谐:恭敬不如从命,珮云同志让我干,我就上任喽。



1995年10月13日,冒雨考察陕西省大荔县鲁安乡豫安村,与贫困母亲王尚英一家亲切交谈。刘戈宇 摄


  1995年2月28日,春寒料峭,长安街头绽放了第一簇迎春花。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王光美在“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创立仪式上,以一个母亲的名义,向全社会发出呼吁:希望大家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贫困母亲献上爱心!

  从此,王光美,这位饱经磨难的伟大的母亲,将自己的名字同“幸福工程”、同千千万万贫困母亲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伟大的“义务打工者”

  王光美曾戏言:我是“幸福工程”的义务打工者。就不拿报酬而言,此言不差。但她为“幸福工程”付出的决不仅仅是一般的义务劳动,而是一位曾经受过不公正对待的老人,一位社会知名人士所能付出的全部心血和精力!

  1995年初,天津绿天使有限公司向“幸福工程”捐赠100万元人民币。“幸福工程”靠这笔钱于当年启动。按照王光美亲自确定的“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模式在甘肃、贵州、安徽和陕西的四个县开展了项目试点。

  1995年10月13日,已启动近半年的陕西省大荔县“幸福工程”项目点,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阵阵秋雨中,王光美脚踩泥泞,走进三门峡水库移民区,走进豫安村,走进贫困母亲王尚英家。昏暗破旧的茅草屋里,除了两张床,几乎没有家具,雨水从屋角滴落下来。王尚英85岁的婆婆患病躺在床上。白发苍苍,气喘吁吁,身上盖着一条又破又脏的被子,发出难闻的气味。王光美很自然地坐到床上,靠在她的身边,握住老婆婆那枯槁黝黑的手,问寒问暖。老婆婆本能而惶恐地推让着,嘴里喃喃道:“不要,脏……”浑浊的眼睛里溢出泪水,手却握得更紧。就这样,曾贵为国家元首夫人的王光美和一位穷乡僻壤的老婆婆,在破旧漏雨的茅草屋里,亲如家人般地聊着……

  多年来,王光美多次深入基层考察幸福工程项目点。陕西、四川、河北、福建、云南、深圳……她的足迹留在贫困山区的小路上,她的音容笑貌留在无数贫困母亲的心里。贫困母亲们记住了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妈妈,而王光美也把她们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冬天北风呼啸的时候,她想到那低矮破旧的茅草屋能否抵御严寒;宴会席上,看着满桌的饭菜,她想到这一餐省下来,又能帮助几位贫困母亲;项目点的同志送来锦旗表示感谢,她却批评他们做锦旗太浪费,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到贫困母亲身上……

  在每年的“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王光美多次发言,宣传“幸福工程”,呼吁全社会关注贫困母亲。幸福工程组委会举办的各类活动,只要身体许可,她都要勉力参加,直到累倒在病床上……

  王光美用自己的言行实践着少奇同志“跟人民在一起”的政治遗言。

  “我更心疼贫困母亲”

  1996年,“幸福工程”因缺乏资金而举步维艰。王光美将母亲留下的、经过“文革”浩劫失而复得的几件家藏珍品拍卖,拍卖所得50余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幸福工程”,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这些拍品是:清康熙年间的“青花釉里红缠枝莲碗”、清雍正年间的“青花缠枝花卉碗”、“青花寿桃盘”(一套两件)、宋代的“耀州窑刻花碗”和清代象牙“素面笔筒”。拍卖会上,拍卖师专门停槌说明拍品来历和性质,竞拍者无不动容,竞价踊跃。这几件开价21.6万元的拍品,以56万元顺利拍出。

  这些拍品背后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王光美的父亲解放前当过农商部工商司司长,代理过部长,爱好收藏。解放后,他把几乎所有的家产、包括几处房产和各种收藏品都无保留地捐献给了国家。后来,王光美的母亲在搬家时把随身使用的几件瓷器、一个象牙笔筒,还有一套红木家具和一架自鸣钟带进了中南海。“文革”中,刘少奇的家被抄,所有的东西都由专案组封存在中南海瀛台西侧的一间空房子里。在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中,王光美家破人亡。少奇主席被迫害致死,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也未能幸免,被关进监狱,含冤去世。

  “文革”后,王光美走出牢狱。党中央发还了属于她的个人物品,其中就有这几件母亲留下来的藏品。那套快散架的红木家具,让木匠修一下放在客厅里,那座早已不响的自鸣钟也摆在家里,那几件瓷器被仔细包好放在柜子里。睹物思人,这些经过“文革”浩劫失而复得的藏品寄托着王光美对母亲、对亲人深深的怀念之情!然而,为了多帮助一些贫困母亲,她义无反顾地全部捐出。

  拍卖会结束后,一位消息灵通的外国记者把电话打到王光美家,他的问题是:把你母亲留下的家传珍品捐了,你难道不心疼?王光美坦言答道:捐出母亲留下的东西我当然心疼,但是想到还有那么多贫困母亲吃不饱饭我更心疼!

  王光美身先士卒,多次向“幸福工程”捐款。1995年,工程启动之前,她第一次去“幸福工程”办公室看望工作人员,了解到办公室工作条件艰苦,有时候中午吃不上热饭,第二天就让秘书送来500美元,让办公室买一个微波炉热饭吃。这些钱是女儿刚刚孝敬她的。后来,办公室用这笔钱买了一台微波炉和一个冰箱,工作人员一直使用至今。这些事在王光美看来是很自然、很普通的事。她女儿告诉我们:妈妈手里一有钱,首先想到的就是拿去帮助别人,自己却过着最俭朴的生活。

  人格的力量

  王光美对于“幸福工程”的作用,决不仅限于一般的名人效应。她用丰富的政治智慧、忘我的工作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引领着“幸福工程”由小到大,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工程创立初期,组委会办公室拟出了“幸福工程”的救助模式:“小额资助,直接到户,滚动运作,劳动致富”。王光美经过深入思考,将其改为“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她向工作人员解释道,我们的钱是直接发给贫困母亲的,她要代表全家在协议上签字,因此,“到人”比“到户”更确切;“幸福工程”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帮助贫困母亲脱贫而不是致富,我们不能包打天下,要实事求是,要有准确的定位。就这样,几个字的改动,确定了“幸福工程”的方向。另外,在确定“幸福工程”三大任务即为贫困母亲“治穷、治愚、治病”,帮助她们全面提高素质,以及在一些大的救助原则的确立上,王光美都发挥了主导的作用。




1998年5月,在武警部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营区内,参加"爱心在国旗下凝聚"活动并捐款。


  王光美的工作风格严谨、严格、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她充分相信她的工作人员,从来不在具体问题上多加干涉,但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却有很高的要求,如对捐款的使用原则,各地项目实施情况的核实,向社会上的宣传口径等。王光美给“幸福工程”定了个基调:先做后说,多做少说,不做不说。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幸福工程”悄然展开决不招摇的运作姿态,较之那种大张旗鼓的新闻炒作和捐资的摊派聚敛,以及滥用已久而且矫情做作的“人道主义”关怀,更使我感动。因为它让我看到了一种睦邻之间的诚实眼神和一双真实有力的援手……针对一段时间里对“幸福工程”的一些溢美之词,王光美多次强调,“幸福工程”只是配合国家的大扶贫做一点拾遗补缺的工作,我们的能力有限,帮不了太多人,千万不要夸大我们的作用!

  王光美的谈话风格是朴实、诙谐的。她总是用最平实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意思,从来不作惊人之语。讲话时即使有讲稿也一般不用,但总能把讲稿中的意思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得很清楚。她有着惊人的亲和力,无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是大老板还是穷百姓,和她在一起,都会被她那平易近人、诙谐幽默的风格所感染,被她无意中营造出的轻松气氛所包围,马上进入无拘无束的状态。她自然天成,一派大家风范,又平易朴实,深具平民意识。作为一个老人,她经常为给别人添麻烦而感到不安,她总是在细心体察着别人的感受:渴不渴,热不热,自在不自在……和她在一起,时刻都能感受到她那无微不至的呵护和关心。王光美是个严于律己的人。在工作方面,她总是从大局出发,出以公心。作为组委会主任,王光美完全可以左右资金的投向,但她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了个规矩:要严格按照程序审批项目,尊重工作人员的意见,实事求是,该给谁就给谁,决不以个人意见干扰正常的工作程序。面对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她要项目的基层同志,她总是要求他们找组委会办公室,通过正常程序来争取项目。她从来不向组委会办公室批条子、打招呼,甚至对少奇同志的家乡也如此。

  在她拍卖家珍向“幸福工程”捐赠50余万元后,组委会办公室征询她关于这笔资金投向的意见,并提出是否以她个人的名义设立几个项目点。无论作为捐赠者还是组委会主任,王光美都有这个资格。但她却表示:不要把这笔捐款特殊化,不要以她个人的名义命名项目点,还是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办。于是,王光美的捐款和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捐款汇聚在一起,像春雨一样播撒在贫困地区,播撒在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家庭里。




2000年5月,同河北省受助母亲代表合影。


  “幸福工程”启动后的第一个春节,组委会办公室收到了两位小学生的各200元捐款,当办公室辗转找到学校并和学校联系好,准备第二天去采访时,却意外地接到了王光美的电话。原来,这两位小学生,一个是王光美的孙子,一个是她秘书的女儿。王光美说:“我让孩子每年都把压岁钱捐给‘希望工程’,今年捐给了‘幸福工程’。我一直告诉孩子,帮助别人应该是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是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应该做的。如果你们一采访,一宣传,孩子以后再帮助别人,心境就不会那么纯净了,对孩子的成长没好处。希望你们就不要采访啦。”于是,这件事就成为工作人员心中一个温暖的秘密。

  王光美常说,成功人士的财富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他们创业时的艰辛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因此,很少向他们开口要钱。但是,正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当王光美与“幸福工程”的故事逐渐传开,就在她的周围、在社会各界乃至国际社会引起了持续不断的回响,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善款。但是王光美却总是对别人说,我没做什么事,工作都是大家做的,特别是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最辛苦。她永远把别人的贡献挂在嘴边,心怀感激。她常常如数家珍般地向媒体、向各界人士讲述“幸福工程”的爱心故事,最常讲的一件事是四川的一位老工人,老伴患癌症卧床不起,他却捐出了身上仅有的八元钱。“这八元钱的含金量可不低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爱心永恒

  近年来,由于年事渐高,遵照医生的要求,王光美逐渐停止了基层考察等耗费体力的活动。但她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些受到救助和等待救助的母亲们。她利用各种机会来走近她们,了解她们的生活、情感、项目进展等情况,用一切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帮助她们。她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不断呼吁帮助贫困母亲;她在前来拜访者面前“三句话不离幸福工程”;她不断会见捐赠者,感谢他们的善举,动员他们继续支持;她对媒体敞开心扉,从自己母亲对她的影响谈到帮助贫困母亲提高文化、经济地位的重要性……

  在王光美的人生路上,母亲董洁如的影响刻骨铭心。这恐怕是王光美晚年出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帮助贫困母亲的内在原因之一。

  她们母女俩有着相似的性格和经历:母亲董洁如毕业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王光美是北京辅仁大学原子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她们都是那个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婚后,她们都成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传统角色,把爱无私地给予了他们;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平日里柔弱的她们却都迸发出了惊人的勇气和胆识!董洁如解放后捐献了自己的私宅和家产,创立了洁茹托儿所,无私地奉献社会;王光美领衔幸福工程,为千百万贫困母亲造福。

  从王光美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女性的伟大,看到了中国母亲的伟大,看到了中国母亲身上共有的那种克制与坚强、无私和无畏,看到了中国女性在非常岁月中的动人风采!

  王光美还自觉地承担起延续少奇风格的使命:她朴实无华,严于律己,淡泊名利;她礼贤下士、平易近人、心系百姓;她襟怀坦荡、从容睿智、谨言慎行;她善良正直、胸怀慈悲、助人为乐。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老一辈革命者特有的人格魅力!

  2003年,王光美的腿不慎骨折,坐上了轮椅。后来,她通过锻炼又顽强地站了起来。2004年,她又拄着拐棍出现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工商银行等单位向幸福工程捐赠的仪式上。看着她那瘦弱蹒跚的身影,许多人的眼睛里充盈着感动的泪水!

  2005年11月12日,幸福工程创立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王光美专程从医院赶到会场,看望来自全国各地的幸福工程工作人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在这个十年前幸福工程启动的地方,重病在身、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向全体会议代表深情地拱手致意,好像在托付、好像在祝福,多少深情的嘱托尽在不言中……

  十年来,在王光美的带领下,“幸福工程”已从当初的默默无闻成长为一个知名的社会公益工程。有多少人通过“幸福工程”了解了王光美,又有多少人通过王光美了解了“幸福工程”,从而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贫困母亲,把援助的手伸向贫困母亲。晚年的王光美,已经把自己的名字与“幸福工程”紧紧连在了一起。

  1995年2月28日,当“幸福工程”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启动时,恐怕很少有人能预料到“幸福工程”今天的成就: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项目点遍及389个县(市、区)。累计已有15.4万名贫困母亲和她们的家庭受到救助,受惠家庭人口70万。投入资金累计达3.1亿元。免费下发各种治疗妇科病的器材和药品价值达1300余万元;为贫困母亲做健康检查65万人次,治疗妇科病21万余人;举办各类培训班1.1万余期,82万多人次参加了培训……这是在没有国家启动资金的情况下创造的业绩!

  “幸福工程”架起了一座沟通爱心的金桥,一边是社会各界无私的奉献;一边是脱贫母亲灿烂的笑脸。

  王光美与“幸福工程”的故事,是一个人与一项社会工程之间的故事;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与她无比热爱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故事;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与千百万贫困母亲之间的故事。

  对于“幸福工程”而言,王光美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是一个令人折服的榜样,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是一位老人用自己的言行在后生晚辈心中树立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