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艺术,右手慈善(一)
发布日期:2019-03-16 阅读: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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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弛

专访刘少奇之女、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幸福工程组委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北京圣佳曦和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刘亭


卷的过耳短发,鼻梁上架一副眼镜,笃定的眼神透过镜片望过来,温暖而坦荡。

黑色及膝连衣裙,暗粉色小翻领外套,让人很难想象,坐在面前的女士已年逾65岁。

有人说她长得像爸爸,尤其是鼻子和嘴巴。她觉得自己的眉眼还是更像妈妈。

妈妈叫王光美,爸爸叫刘少奇。她是家里的老八,叫刘亭。

坐在北京798的圣佳曦和文化产业集团会客厅,刘亭微笑道:“如果爸爸的双眼皮能长到我脸上就好了。”

年过花甲的刘亭,仍异常忙碌,一边是当代艺术,一边是公益慈善,这是她工作的两个重心。她既是北京圣佳曦和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也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幸福工程组委会副主任。

投身当代艺术,源自赴美求学、工作的经历;涉身公益慈善,则是母亲王光美临终前病榻上的嘱托。刘亭独特的经历,让其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人生道路。


 “只有文化是可以传承的”


7月初,一个名为“迁想妙得·夏”的展览在北京798大千当代艺术中心向公众开放。展出的珍品出自五位民国时期久负盛名、誉满京华的画家之手,分别是吴昌硕、齐白石、于非、张大千和娄师白。策展方择选大师们的花鸟画作,比如吴昌硕雄强性灵的《梅石图》、齐白石跃然如生的《桂花蜜蜂》,还有于非笔下自在秀美的《水仙图》等。

展览主办方大千当代艺术中心,隶属于北京圣佳曦和文化产业集团,旨在“以历史的责任感与情怀,推动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与国际交流”。


刘亭认为,国家间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的竞争,因为只有文化是可以传承的。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此次《迁想妙得·夏》展览,正是刘亭对这一理念的一种尝试。为融合当代性与中国传统美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依托旗下机构20余年浸染于艺术品行业的深厚积淀,以及集团拥有的丰富馆藏珍品,主办方试图运用专业的能力和经验,帮助参观者更好地鉴赏中国传统艺术。刘亭透露,基于这一模式,大千当代艺术中心将定期推出馆藏珍品展览。

与艺术的结缘,是刘亭4岁时一项“重要任务”的副产品。刘亭的童年时代在中南海红墙围绕的水榭楼阁中度过。4岁时,她肩负了一个特殊任务:每隔一段时间,警卫员叔叔就会抱着她到刘少奇办公室去“干扰”一下,好让工作繁忙的父亲能够短暂休息一二十分钟。期间,父亲会教她画小房子、树、鸟、兔子、月亮、太阳等等;当时担任办公室秘书的母亲工作也很忙碌,常常丢下她一个人在办公室翻看画册,这些都给了她最初的艺术启蒙。到她6岁时开始识字了,便不能进父母的办公室了。

刘亭青少年时期在文革中亲历了严酷的政治斗争和父母的冤案,后远赴美国留学。出国时她只随身携带了50美元,最初在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学外交,后来考入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工商管理,成为第二个哈佛商学院MBA毕业的大陆中国人,为其后来从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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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毕业后,她进入美国洛克菲勒公司从事基金投资并参与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简称ACC)义务资助文化艺术交流的工作。ACC是约翰·洛克菲勒三世1963年成立的一个公益基金。洛克菲勒相信艺术的力量能够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过去54年中,ACC已经资助了近六千名参与了美国和亚洲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的艺术家,被资助的人士来自20多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其中,来自中国的青年艺术家有350余位,包括蔡国强、余丁、陈凯歌、谭盾等人。 

刘亭也由此结缘当代艺术,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生存及发展问题。如今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一些领军人物,均是她在美工作4年期间结下的挚交好友。

对ACC扶持青年艺术家的理念,刘亭极为赞同。在洛克菲勒公司工作期间,她参与了这个协会的工作,并义务帮助联谊中国艺术家,包括陈凯歌、朱明瑛等人。受中国使领馆之托,凡是来自中国的博物馆及艺术代表团到波士顿或者纽约,都由刘亭出面帮忙找外方公司参与合作或资助展览。当时,ACC每年资助150名亚洲艺术家及策展人。

奔走之余,刘亭还义务帮朋友们卖画。“除了陈逸飞,许多现在已经很知名的画家当时都很困难。我帮朋友们卖画是义务的,只是一份情怀。”回忆起这段往事,刘亭不愿过多提及朋友们的名字,只是笑着说,“我家客厅经常堆着几十张油画。当时一幅油画也就几千美元,但我自己没能力买”。这样的耳濡目染,使得刘亭1990年代初即参与了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教育委员会开展的美术交流工作,至今她从事文化事业、艺术推广交流已超过20年。


“承古论今”传播正价值观


1995年回国后,刘亭通过拍卖行进入了艺术品行业,创办了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作为国内仅有的两家持有全国拍卖资格的拍卖公司之一,在1996年,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当代艺术的拍卖专场:中国油画专场。此后,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中贸圣佳公司接受了很多海外艺术品回流项目,比如举世瞩目的圆明园兽首回归、米芾《研山铭》回流等。

“这是国家对我的信任,同时,这也提醒了我,中国应该为我国文化而自信。”谈到这个话题,刘亭显得有点严肃,“这是国家对于这些承载了历史的文化文本的认可和尊重”。她认为,重新揭示这些文化文本的价值,并用现在、当代的眼光去反观它们对于当下的意义,才能指导当代艺术沿着“正”的道路发展,让国内外大众了解历史、正确认识当代。而当代艺术的从业者,更应该带着这样的历史责任感来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和国际交流,“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成为后人的‘历史参照’”。


“艺术品不会说话,它只对特定的人说特定的话。艺术作为文化文本,其实是承担着反映创作者所处当下的社会现象、代表当时艺术发展突出特征的职能,而不仅是创作者个人经历和认知的反馈”,刘亭说。


但在美国时,她发现国际市场对中国当代艺术认识很不够。她认为,如果并不能代表艺术史、价值观的中国作品过多地占据市场,其实对于中国对外的文化交流也是不利的。

目前当代艺术已经做到了向大众普及艺术,它更开放、包容、有趣,形式也更多元化:绘画、雕塑、影像、行为、表演等等,它能自发、快速地被传播。这对艺术家和艺术品交易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却容易陷入“博眼球”的怪圈。比如现在谈起当代艺术,很多人以为就是抽象、臆想的那种。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也没有什么理念,只是一种纯情绪化的表达。“人逝去之后,时间逝去之后,总要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东西。这些通过什么来传承?文字是一种方式,图片是,艺术品更是。” 

这种历史责任感,也是她决意要办圣佳曦和集团藏品展的初衷。“要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不能光把当代优秀艺术家的展办起来,中国传统的、老祖宗的这些古代、近现代艺术展也一定要办起来”。

 但到底什么才是正艺术史、正价值观的东西?“我跟艺术家、学者朋友们一起探讨,最后得出‘承古论今’,这可能是最稳健但也最漫长的道路”。刘亭认为,“中国的美学教育一直是不够的,而美术馆是离开校园后延续美学终身教育的地方。‘承古论今’的理念需要一个落地的地方,所以我办了现在这个艺术中心”。

具体怎么“承古论今”?根据刘亭的设想,首先,由学术委员会和研究小组把集团的收藏进行全新的学术解读,举办免费的藏品展览,出版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实用资讯的稀缺性,保障对业内人员的吸引力和传播力,然后再做大众传播。

大千当代艺术中心位于北京798园区,这里是中国的文化名片,也是中外游客游览仅次于长城排名第二的文化景点(去年游客450万人)。艺术区的主题就是当代艺术,“所以我们提倡创新,以当代的形式去策展,比如按创作主题、用当代优秀中青年艺术家作品与历史文本对话的形式去策展,等等。我的团队很年轻也很有创造力,我相信他们会有更多更好的策展和推动传播交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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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不仅承载着传承文化的使命,还能成为公益慈善的得力助手。

2015年11月,圣佳曦和文化产业集团承办的幸福工程20周年圣佳慈善夜上,刘亭为幸福工程找来了十几件艺术拍品,活动当晚募集善款1570万元。包括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国美董事长张大中、香港信德总经理何超琼、亿阳集团董事长邓伟、远东控股集团董事长蒋锡培在内的众多知名人士积极参与了捐款活动。

刘亭参与幸福工程,始于2006年。那一年,前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病情趋重,已处弥留之际。“她说我就是放心不下幸福工程的事,甘肃那位大娘家房顶还漏雨。我说我来接手,我会替您继续做“幸福工程”,您不用担心”。说到动情处刘亭眼里闪烁着泪光,合拢双手模仿母亲当时的动作,“老太太在床上,就这样使劲给我作揖。我说您别,您千万别,我受不起。”。

王光美出身名门,父亲王槐青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院,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

王光美,是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学女硕士,曾梦想成为第二个居里夫人,后来却成为国家主席夫人。她曾以第一夫人身份陪刘少奇出使他国;也曾作为阶下囚经受12年的牢狱生活。但政治人生的表象之下,在刘亭眼中,真实的王光美始终是一位温良的妻子和善良的母亲。

1980年代,从中国社科院外事局退休后,王光美谢绝了一切挂名的工作邀请。1995年,已经74岁的王光美,应全国妇联主席彭佩云之请,出任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幸福工程组委会第一任主任。

“文革结束,我母亲出狱后,任何人找她做其他的事情,她从来都没有接受过,只有彭佩云副委员长跟她讲,希望她做一个救助贫困母亲的活动,她当即同意并投入了晚年几乎全部的心力。”刘亭告诉记者。

幸福工程,全称“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是一项旨在帮助贫苦母亲的慈善事业,以小额贷款的方式,最初将1000元至3000元无息贷款,发放给贫困母亲本人,作为脱贫项目的启动资金,在挣得利润后,再将本金归还“幸福工程”,如此滚动运作,使越来越多的贫困母亲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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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三十年前中国所有贫困人口中,贫困母亲的生活境遇最为艰辛。她们中有不少还生活在极度贫困的状态,口粮不足、缺乏收入来源,更享受不到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社会福利。她们的文化素质、健康状况很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病。但为了孩子和家庭,她们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困苦和劳累。

为了给幸福工程筹款,晚年的王光美四处奔波,到处化缘。当时王光美已先后罹患乳腺癌和淋巴癌,动过大手术,右臂26个淋巴被全部取出。

刘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小铁箱”的故事。当我看“幸福工程”的捐款活动录像:“光美坐在大街上给群众签首日封,大家就往捐钱箱里头扔一块钱”,刘亭回忆说,后来她跟母亲开玩笑,“哎呦!妈,您这个慈善事业,都沦落到要坐在大街上签字来拿一块钱了。”母亲却对她说,这怎么能叫“沦落”?她说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老百姓也特高兴。你看见的可能是一块钱,也有多的。我说那你就坐在那儿等?她说是啊,我们就坐在长安街“长安商场”前给大家签首日封,然后别人就往捐钱箱里捐钱”。这件事让刘亭很感慨,也很感动,“我觉得从我妈妈身上我学到:不在于你做的事儿大和小,而在于你做这个事的执着,而且真正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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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幸福工程筹集启动资金,王光美甚至不惜把母亲董洁如留下的几件古瓷器拿去拍卖,将得来的56万余元悉数捐了出去。“这几件古瓷器颇有来历”。外公王槐青去世后,王光美动员外婆和哥哥妹妹们把西长安街原旧刑部街32号至36号的王家大院都捐了出去。在宅基地上,国家盖了北京十大建筑之一“民族文化宫”。外婆就保留了这几件古瓷器,说这本来是要给王光美的嫁妆。后来,王光美接董洁如到中南海帮忙带孩子,经请示组织同意后,将这几件瓷器带进了中南海。文革期间,这些瓷器一度被没收,冤案平反后,有关部门将这几件古瓷归还给了王光美。

刘亭的记忆里,母亲王光美,克己为人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她几乎没为自己买过什么东西,但只要一听说哪里遭了灾,就必定要捐款捐物,有时捐得连生活都发生了困难,冬天的被子全都捐光了。于是保姆每次最多只在母亲身上放50元。“经历过很多波折,我觉得她无所求,对物质生活她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对于她能做什么,能贡献什么,能给予什么,她只特别关心这些事”。

“到今天为止,大概已经有32万多贫困母亲接受过幸福工程的救助。我有时候参加全国工商联女企业家商会的活动,总有那么几个人跑过来,说我是当年的‘幸福母亲’(接受过幸福工程救助的贫困母亲),你娘发给我们的救助让我们治了病,学了文化,又发了种子发了羊”。刘亭说,这些“幸福母亲”,不但挣钱把无息贷款还了,完成了光美参与提出的治贫、治愚、治病的蜕变,有的还成为幸福工程新的捐助人,发扬光大了精准扶贫。


转自大千当代艺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