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慈善需要“良性运转”

刘亭很赞赏母亲当初设定的“小额无息贷款”模式，在1995年提出以“劳动脱贫”代替“简单捐助”，在当时绝对是个相当新潮的概念。刘亭做了个生动的比较：十多年前，孟加拉的尤努斯为贫困人口提供年化利率20％的小额贷款，帮助那些因为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农村妇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也因此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我们的幸福工程则是无息贷款，比他早10年。幸福工程的放款方式不但经由国家卫计委的渠道实现了“精准扶贫”到贫困母亲个人，两年之后，再由受援对象将本金返还北京总部，这笔款项不收取任何利息。从而实现资金的良性滚动，能够继续帮助更多的贫困母亲。

“良性运转”是刘亭经常强调的一个词汇，而幸福工程的表现也一直不错：脱贫率85%以上，还款率90%以上。现在，刘亭想让幸福工程得到更高效的传承，用有活力的模式支撑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她透露，接下来会通过一系列公益活动策划，降低公益门槛、打造全民公益的项目的广泛及参与度。“这个事情好不好，要让大家都知道”。

刘亭认为，不是说一定要冠以某个人的名义，要延续和传承这项事业，最重要的是自身能够滚动运作”。就像习主席说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二十多年来，刘家有三代人均投身幸福工程，从未断档。从王光美到刘亭，再到儿子王北亮。王北亮还是最早为幸福工程捐款的小学生之一。

有一年，幸福工程在众多捐款中分别收到了北京实验二小署名王北亮、陈捕两个小学生的捐款，感到很有意义，就去调查，想写篇报道。不想刚一查，王光美的秘书打来电话：“别查了，王北亮是王老的外孙，另一个是我儿子。王老嘱咐，孩子的事一定不要报道。”第二天，放心不下的王光美自己打来电话，再次说明她的意见：“为贫穷的人捐款，对孩子很有好处，要让孩子感觉这是应该、自然的事。这两个孩子这些年年年都为希望工程捐款，我们从来不表扬，只是肯定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如果你们一宣传，孩子再捐款心境就不那么纯净了。真为孩子好，就别报道。”原来从北亮上小学以来，每年王光美就带外孙到邮局把过年收到的红包钱全部寄出，给西柏坡小学等学校的小学生买书本、文具。

截至去年年底，幸福工程已经在全国29个省（区、市）的700多个县落地生根，累计投入资金15.02亿元，救助贫困母亲32.02万人，惠及人口138.3万。自1997年起，中直、中央国家机关800多个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部长，下至普通干部职工，每年都在母亲节期间为幸福工程捐款。

岁月疤痕锤炼生命韧性

在政治洪流的裹挟下，刘家孩子的命运跌宕起伏，令人唏嘘。刘少奇与王光美生育了4个孩子，姐姐刘平平英年早逝，哥哥刘源目前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妹妹刘潇潇1981年赴德国留学，获得生物学工程硕士学位，目前定居上海。

历史的风烟虽然散去，但不可避免在当事人心中留下痕迹。“我们从小就被驱赶到社会上，很早就有了自我保护意识，这是在文革中锻炼出来的，遇到大事时比较镇静。”刘亭说，“但是我有时看一些讲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电视剧，其实是很平淡的片子，我却看得泪如雨下。我觉得人是很脆弱的，在情感某个方面有个疤，这个疤不能揭”。

对在她情感上留下“疤”的那段岁月，刘亭现在已经很少对人提及。十几岁的小女孩，不但转瞬间家人离散，失去父母的庇护，还每天在大喇叭里听到对自己家人的批判，“反革命”、“走资派”，到处都张贴着关于父母的大字报、漫画。“那时候全城都是戒严状态，一有情况我们就要回到学校被批斗”。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查，刘亭爬过城门，也翻过房顶。“房檐是凸出来的，要翻上去不但要体力，还要技巧。平时我也翻不上去，但警察一来，我抓住门框，脚蹬在窗户上，‘噌’一下就翻到房顶上了”。如果我们在任何人家被警察发现，就会给那家人造成很大的灾难，毕竟窝藏是很大的罪名，“因为我们‘太黑了’”，刘亭说。然后就在房顶上躲着，有时甚至要待个把小时，一直等到查户口的警察走了，才敢下来。

但当着别人的面，她不会流一滴眼泪。“这完全都是自己训练出来的”，刘亭说。饿的时候，她就拿个饭盒坐在食堂的门口，有时谁看到就给她一块钱。“我不要饭，也不说自己没钱，但大家大概都知道我可能是没钱吃饭”。直到有一天，一个穿军服的军官问她“你是不是没有钱？”刘亭点点头，之后一个月，她拿到了每月15元的生活费，是中央办公厅给的。文革结束多年后，有一次王光美的秘书碰到一位中办退休干部，说刘亭1967年到1968年给毛主席写的十几封信，中办都留档了。秘书回家和王光美说，王光美惊讶道：“她当时十四五岁怎么敢！”“我回国后，母亲问我，我说还真有这么回事，我当时走投无路，又不知你们的情况，也不敢写信。我想能管爸爸的只有毛主席，就去中南海西门给毛伯伯写信了。”

哥哥刘源从监狱出来后，就到山西雁北上山下乡。当时只有6岁的妹妹刘潇潇被保姆赵淑君抚养。哥哥走了以后，无论是去云南、内蒙古的，刘亭全部都报了名。后来有同学损她，你怎么那么进步啊。刘亭说，你不知道，我不是进步，我只是想在那个情况下，做个农民是比较朴实的。虽然生活艰苦，但她可能还活得下来。最后因为妹妹年纪实在太小，刘亭被分配到了郊区的工厂，后调至北京仪器仪表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工人们对我们是很好的，那时候偷偷给予我的温暖和帮助都是没有条件的”，刘亭说。

“我的人生观是正面的”

刘家兄弟姐妹里，刘亭是唯一一个经商的。“当时我考哈佛商学院，很多人反对。那时候可能觉得女孩子学外交是一个很elegant（优雅）的事，他们没想到我会去学商”。出国时她随身只携带了50美元。在哈佛读书时，虽然拿到奖学金，但没有生活费。她打了三份工，平时或住在一个教授家里，给他家看孩子、做饭；或担任宿舍长来换取住宿免费，同时还在学校图书馆工作，还在中美友协教书，在餐馆也干过。

从哈佛毕业后，她留在美国找工作。那是1986年，中国经济腾飞，想进中国市场的公司很多。加上“哈佛商学院”在美国也是一把金钥匙，刘亭大概接到了29个offer（聘书），不过大部分公司并不知道她的背景。而且，刘亭当时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凡是做中国生意的公司她不去，她觉得自己真正的本事要solid（牢固），要实实在在的。

最终刘亭选择了洛克菲勒公司，虽然薪水比最高的投资银行少了一半。关于她的入职经过，是一个曲折的故事。不过，当时的她并不知道，“走进了洛克菲勒公司，就等于走进了整个西方关系网的中心”。这是商学院校长麦克阿瑟在1986年MBA毕业典礼上和刘亭说的唯一一句话。

事情要从她入学时说起。1983年刘亭已考入哈佛商学院，但因为商学院当时并没有给外国人的奖学金，刘亭一直无法入学。后来哈佛法学院一位懂中文的教授，在哈佛校友会上说起此事，认为中国大陆正在改革开放，有必要资助大陆的学生。“我知道有一个大陆的学生，已经考上MBA一年了，但各个基金会都不愿意资助她，因为她没有信用历史，也没有担保人。”

洛克菲勒查了基金会的记录后，发现刘亭的确申请过，就约谈了她。这是刘亭第一次去位于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好多楼，这边一个门是一个号，那边门又是一个号，我围着那个楼转了半天，最后迟到了20分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亭笑着说自己“挺露怯的”。